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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题材上 首先，在题材上，前期的作品主要反映了苏轼的“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
苏东坡，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过去生活的态度，一向是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在杭州，在一首给孔文仲的诗里，他流露出对声势煊赫的官场的蔑视：“我本麋鹿性，谅非优辕姿。”不仅如此，他还替监狱里的犯人呻吟，替无衣无食的老人幽咽。他写农村田园情趣时，他起的题目却是《吴中田妇叹》：“汗流肩赤栽入市，价贱乞与如糠粞。卖牛纳税拆屋炊，肤浅不及明年饥”；他在歌咏“春入深山处处花”时也写农民的食粮，农民吃的竹笋没有咸味，只因“尔来三月食无盐”，直指朝廷的专卖垄断；他写被征调的人民挖通运河以通盐船，他的笔触更加尖刻犀利：“人如鸭与猪，投泥相溅惊”；他指责积贫积弱的朝廷，他渴望“致君尧舜”，渴望有朝一日“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他探问：“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他轻狂：“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然而，“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东坡行云流水之作引发了乌台诗案。梦后的黄州贬谪生活，使他“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在下棋时，他体悟到：“着时自有输赢，着了并无一物”。在幽林静山之间，他豁然开朗：“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酒阑无耐客思家”。他不再执著于“奋力有当时志世”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所以当苏轼遨游赤壁之时，面对“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发出“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的感叹，便也可被世人所理解。他飘然独立，只愿做一只孤鸿：“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在文化上 其次，在文化上，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前期，他渴望在仕宦之路上获得成功，即使有“归去”之心，也是“欲回天地如扁舟”“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秋禾不满眼，宿麦种亦稀。永愧此邦人，芒刺在肤肌。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他渴望在沙场上一展雄威，“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尤其在密州徐州时，其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入世精神始终十分强劲。苏轼在其政论文章中就曾一再阐发《易经》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希望“天子一日赫然奋其刚健之威”，能动于改革，为变法摇旗呐喊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认识到自己和朝廷权贵们已经是“肝胆非一家”。所谓使人追求的“浮名浩利”，对他来说已经是 “鹤骨霜髯心已灰”，只能劳神费力，再没有什么“西北望，射天狼”的豪情壮志，“穷猿已投林，疲马初解鞍”。对那个一生仕宦起伏颠簸的苏东坡而言，他从心底发出最最真实的慨叹“惆怅东南一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当太后允其在太湖边居住的时候，他大喜：“十年归梦寄西风，此去真为田舍翁。”他终于可以乘一扁舟来往，“神游八极万缘虚”了。久旱逢甘露，苏东坡和农人完全一样快活而满足，他写诗道：“沛然扬扬三尺雨，造化无心恍难测。老夫作罢得甘寝，卧听墙东人响屐。腐儒奋粝支百年．力耕不受众目怜。会当作溏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四邻相率助举杵，人人知我囊无钱。” 在风格上 第三，在风格上，前期的作品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有词如“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锋芒毕露；一首《江城子 密州出猎》决不可“十七、八女子，执红牙板”来悠然而唱，而必须要“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而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虽然也有“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的大悲叹，但更多的却是“花谢酒阑春到也，离离，一点微酸已著枝”的小恻隐，他逃离了仕途官场的蝇营狗苟，开始静观自然：“林断山明竹隐墙，乱蝉衰草小池塘”；他越来越觉得文字难以承载内心之痛：“敛尽春山羞不语，人前深意难轻诉”；他将自然与人化而为一：“春色三分，二分尘土，一分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他把所有的对现实的对政治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其题材渐广，其风格渐趋平淡致远。乌台诗案之后苏轼有什么变化？在乌台诗案前，苏轼的仕途才刚刚起步，对于政治生涯，苏轼是充满了憧憬和希望的，作为政治家，他十分忧国忧民，希望能够尽自己所有的力量贡献于国家，奉献于社稷，从他诗词中就能深刻的反应。但在乌台诗案之后，苏轼的仕途经历了转折点，注定了难在仕途上再有所大的建树，这时的苏轼将满心的为国家分忧转换到更为宽广人文情怀上。
文学作品上题材的转变。乌台诗案前因苏轼对于仕途是充满信心的，前期的题材着重点还是放在朝廷上、国家大事之上，经历了乌台诗案后，苏轼的题材有了明显的转变，百姓疾苦成为了新的主要题材。写作风格的转变。前期苏轼的风格以豪迈、气势磅礴著称，历经了乌台诗案，苏轼的风格有了一丝婉约的味道。
经历乌台诗案的苏轼，到黄州后他的诗词风格有什么变化，主要特点有哪些？谢谢邀请！
到了黄州的苏轼，心中有太多亟待思考与整理的问题，然而乌台诗案的经验，让他在与人的互动上产生了恐惧，又因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处置，让他只能过着浑噩昏沈、无所是适的日子，于是自然山水成了他寻找慰藉、整理思绪的最佳对象，从开始的昼伏夜出，到形只影单的造访山水，最后呼朋引伴的与当地友人朝夕相从，他逐渐从游赏山水的过程中找到能够坦然面对顺境、又足以超然逆境的精神力量，而这些心路理历程正展现黄州时期山水诗的主题内涵中。
藉由山水景物來思考生命中的重要课题，本來就是苏轼山水诗的特殊风格之一，只是黄州时期展露得更加明显，不但摹山范水的内容相对减少许多，甚至在题目上直接表明是游赏山水的作品，内容却着重在经由山水景物所引发的人生思考；或者题目上直接表明是歌咏梅花海棠的作品，却又自然的以山水景物为背景，衬托出花草在自然世界中的风姿与格调。真实的自然山水与心灵中的生命山水相互辉映的主题内涵，造就了苏轼黄州时期山水诗特殊风格。
山水景物对古代知识份子而言，自有其令人无法招架的独特魅力，一来得以尽洗世俗尘垢，二来又能提供观照生命的氛围，所以置身自然山水之中，常会不自觉的放下诸端杂念，静心观赏着宇宙天地间自然和谐的律动，不但凡俗的一切干扰能够暂时消释于无形，得失荣辱不萦于心，甚至能够暂时忘却肉身的存在，而与万物相融为一！
凭借文学上的过人才华，以及神宗皇帝的赏识，苏轼初登仕途时是相当风光耀眼的，即便在熙寧四年（一○七一)因为与王安石理念不合而上疏请求外任地方，却依旧能够在杭州、密州、徐州等地尽心国事之余，将生活安排的有声有色、逍遥写意；如今贬谪黄州却是带罪之身，不但因为「不得签书公事」的处置，让他的生活顿时失去重心而变得无所是适，经济生活更是因为没有俸禄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常常需要接受亲朋故旧的接济，这样的处境让苏轼颇觉难堪，所以诗文作品中总是不经意的流露出自我解嘲的无奈！
黄州山水之中，寄托了多少苏轼对过去岁月的反复思索，而透过不时的自我解嘲，他得以在情绪性的发泄满腹牢骚之后，重新调整面对现实世界的态度，并逐渐找到安顿身心的凭借与方法，更重要的是，自然界的山水林泉让苏轼在突围解套的过程中，依然心存高远，对生命怀抱着希望与热情！
不论是寻常生活或者超越凡俗的精神生命，苏轼都不愿意得过且过、敷衍对待，所以初到黄州时意兴阑珊、投闲置散的态度，只是一种破茧而出之前的短暂沉潜，毕竟乌台诗案所带来的冲击与伤害都是苏轼始料未及的，生活的内容、生命的态度、以及人生的思考，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亂当中，这绝不是自简单的我宽慰就能消释的生命课题，进退失据的他必须花更多的时间来重整失序的人生！
孤独凄凉的来到黄州，苏轼当然不可能马上走出无端遭贬的阴影，而在他努力寻求解脱的过程中，也不可能毫无愤慨不平的情绪产生，难得的是，当苏轼在宣泄这些复杂情绪的同时，也积极的对生命进行更深层的思考，并没有耽溺于自憐自怨的泥淖里，寓居定惠院时惊见与杂花野草为伍的海棠，虽然不免借花抒怀，寄托天涯沦落之感，却也隐含了对自己落难黄州的重新思考！
乌台诗案是苏轼一生最重大的转折关键，在这之前，他也跟古代其他知识份子一样，满怀着致君尧舜的宏伟抱负，却因为卷入新旧两大政治势力相互倾轧的风波之中，而招來各方的排挤与构陷，即使为了远离政治权势中心而自请外任地方，仍然没有躲过生命中第一次、也是最惨痛的一次政治迫害，带着惶恐不安、蒙冤不平的复杂情绪，他來到陌生僻远的黄州，开始一段长达五年的谪居岁月。
正所谓得失相随、祸福相因，苏轼非但没有因为政治迫害的打击、以及谪居生活的艰苦多难而屈服沉沦，反而藉由黄州寻常山水的洗涤，懂得脱去生命中的繁华表相，重新观照质朴淳厚的本质。相较于其他时期的山水诗歌，黄州山水诗中呈现的通常不是游赏山水的喜乐，而是置身山水之中的苏轼，面对当前苦难人生的深刻思考与观照。
在缺乏名山胜水的黄州，他开始萌生亲身实践归隐生活的念头，弃绝肉身的享乐与安逸，在黄州城东门外的坡垄上整地种植，结交当地互动密切的友人，因为他要实践的不是离群索居、落落寡欢的归隐生活，而是重拾天真、超然自在的寻常人生。致君尧舜的儒家教条虽然自此开始动摇，却仍旧无法从苏轼的生命中完全根除，他需要一种可以超越世俗价值与桎梏的力量，让他既身处俗世之中，承认现实世界的存在，又能忧乐两忘、随缘自在，而他天赋性格中原就隐含的超然旷达，便在遭逢苦难的时候发挥作用。
经过现实人生的严厉考验之后，超然旷达的思想终于脱离天马行空的意识型态，具体实践于现实人生当中，而这种超旷胸怀的成型，让他在面对未來人生的各种风波时，拥有了更坚韧而雍容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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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苏东坡有责任吗？乌台诗案，苏轼有责任吗？这个问题换个说法就是：
苏轼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从这个案子说起。
一、乌台诗案简述：一个愤青带来的文字狱苏轼很不满王安石的变法，但他并没有用什么好的方法去表达他的意见。他上书几次陈述自己反对变法的主张未果之后，将他的不满发泄在自己的诗词之中。这导致他成了大宋第一愤青。
他愤青的表现在当时是朝野皆知的。就连我们熟知的大宋时代科学楷模沈括也看不下去，给皇帝打小报告，说苏轼诽谤朝廷。不过，沈括的“检正中书刑房公事”身份，并没有什么杀伤力。苏轼还是安然无恙地继续做他的官。直到那一天……
公元1079年7月27日，从江苏徐州调到浙江湖州才刚过三个月没几天的苏轼接到了弟弟苏辙的一封信。
苏轼兄弟感情挺深的，收到家书的苏轼心情舒畅地一边跟通判祖无颇聊天一边把弟弟的信拆开。
瞬间，苏轼面容凝固，口不能言！
苏轼画像
苏辙在信里告诉他，驸马王诜通报了一个坏消息：有人告发他诽谤朝廷，讥讽皇帝，朝廷已经派出钦差大臣皇甫遵前往湖州要将他押解回京。
原来，元丰二年（1079）四月二十日，苏轼从江苏徐州抵达湖州上任后。按照惯例向皇帝写了一道谢恩表。在这篇名为《湖州谢上表》中，有“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之句。
负责监察百官的御史台官员李定、何正臣、舒亶等人立马接连上章，据《湖州谢上表》里这两句话，弹劾苏轼诽谤朝政。
御史台的御史可不比沈括，监察百官可是他们的职责所在。皇帝宋神宗此时正值焦头烂额、心火上升之际， 于是批准了御史台逮捕苏轼的请求。
面对突变，苏轼惊慌失措，把公务委托给祖无颇之后，办了请假手续，在家等待钦差的到来。
（这里有一件事比较蹊跷，就是为何苏辙的信使会比钦差大臣的快？宋朝孔平仲的《孔氏谈苑》里说，皇甫遵到润州（今江苏镇江）时，儿子忽然生病，结果耽误了半天。对于这种说法，我认为并不可信。我想，真正的原因是驸马王诜的信使比皇甫遵的信使先走一步。）
第二天，当身穿官袍官靴，手持圣旨的皇甫遵，带着两名御史台的兵士，气势汹汹来到湖州府时，苏轼非常害怕，不敢出去。祖无颇安慰他说：“事已至此，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总还是要出去应对吧！”
苏轼说：“我现在已经是罪人了，恐怕不能再穿朝服了吧？”
祖无颇头脑还算冷静，他对苏轼说：“你还没有被定罪，不算罪人，当然应当穿朝服出迎。”
苏轼的情绪这才稍稍稳定，穿上官服，出去见皇甫遵。皇甫遵脸色铁青，一言不发。苏轼说：“我知道自己多次激怒朝廷，今日贵使前来，肯定是赐死，死倒不怕，只求能与家人诀别。”
皇甫遵冷冷地看了苏轼几眼，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倒还没有那么严重！”
他拿出诏命，众人打开一看，不过是将苏轼革职带进京的普通公文。苏轼这才暗暗松了一口气。皇甫遵催促立即上路，两名兵士上前将苏轼套上枷锁，拖上了官船。
苏轼书法
八月十八日，苏轼被送进御史台监狱，八月二十日正式被提审。
提审官第一句话就问苏轼五代以内有无誓书铁券。苏轼一听，立马浑身凉透了。誓书铁券是皇帝特赐给功臣及其子孙的免死诏书，御史这样问的意思是分明就是苏轼必死无疑了。惊恐的苏轼，经不住御史的轮番折磨，屈打成招。
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系狱五个月后，案件终于做出终审判决。苏轼因“诽谤朝政、妖言惑众”的罪名被贬任黄州团练副使。
御史台是当时的审讯机关。在其庭院中，有一棵柏树，经常有数千只野乌鸦栖居在上面。人们戏称御史台为“乌台”，因为乌鸦在中国代表“丧”，喻义进了御史台的人，基本上是凶多吉少。苏轼这个案子由御史台负责，也因此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虽然因文字而受牢狱之灾，但结果还算不是很坏，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小小的磨难。但苏轼到底是不是被冤枉的，历史上观点不一。我比较认同的观点是：苏轼并没有被冤枉！按题主的问题来说，在“乌台诗案”中，苏轼是有责任的。
二、苏轼的那些愤青诗：含沙射影容易被人捕风捉影。我们还是先看看作为导火索的《湖州谢上表》吧。苏轼自己招供，里面确实有诽谤朝政的内容。
“臣轼言。蒙恩就移前件差遣，已于今月二十日到任上讫者。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顾惟何人，亦与兹选。臣轼中谢。伏念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荷先帝之误恩，擢置三馆；蒙陛下之过听，付以两州。非不欲痛自激昂，少酬恩造。而才分所局，有过无功；法令具存，虽勤何补。罪固多矣，臣犹知之。夫何越次之名邦，更许借资而显受。顾惟无状，岂不知恩。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天覆群生，海涵万族。用人不求其备，嘉善而矜不能。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而臣顷在钱塘，乐其风土。鱼鸟之性，既能自得于江湖；吴越之人，亦安臣之教令。敢不奉法勤职，息讼平刑。上以广朝廷之仁，下以慰父老之望。臣无任。”
湖州双休
我们来解读一下：
“风俗阜安，在东南号为无事；山水清远，本朝廷所以优贤”，即湖州风俗纯朴，是东南地区平安悠闲的城市，山水清秀，是朝廷礼遇贤能的好地方。这是在埋怨朝廷不给他委以重任。
“臣性资顽鄙，名迹堙微。议论阔疏，文学浅陋。凡人必有一得，而臣独无寸长”。自己个性古怪顽固，人微名小，才学浅陋，议论不当，别人各有所长，自己毫无所长。这是正话反说，借此自我吹捧。
文中还说自己在仁宗朝就在中央做过官，现在又连续担任地方长官。这不是在摆臭架子、老资格，埋怨现任皇帝对自己不如前皇帝。
苏轼说皇上"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意思是说皇上知道我愚昧不合时宜，难以追随那些升迁迅速的官员，知道我年老不会惹事生非，也许还能照顾百姓。这分明是对维护变法的新进官员的人身攻击！还自诩"老不生事"，难道朝中的人都在惹事生非？
朋友们或许会说我这样解读有点“歪解”，但当时御史台的人就是这样给皇帝解读的，而且苏轼也无法反驳。
上面这几句还算好的，苏轼最后的牢骚，也就是前文所说的那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才是重点。
这句话里，我们都知道“其”是指苏轼本人，“新进”是指苏轼自己新上任，“生事”是指自己不懂事。然而，在御史台那些乌鸦嘴里，解读出来却完全不是这样。
他们认为，“其”是指皇帝，“新进”指那些有才华的新官员（比如苏轼自己），“生事”就是搞事情。联系整句话，苏轼那是对皇帝极其不满啊。
也许朋友们会说御史台这是曲解文意，但难道这样解释不可以吗？完全可以啊，是苏轼自己给别人留下“后门”，能怪谁呢？
《苏东坡》剧
苏轼才高八斗，诗文皆精，作品固然精彩绝伦，文中有几句牢骚也只是含沙射影，亦不影响作品质量。但要读出苏轼诗文中的不满和牢骚却并不需要多少文采，何况那些御史台姥爷也并非不学无术之辈。于是，愤青苏轼更多的“牢骚文”被御史台翻了出来：
朝廷给贫民发贫困补助款，苏轼就说：“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朝廷要兴修水利，造福农桑，苏轼写《八月十五日看潮·其四》：“吴儿生长狎涛渊，冒利轻生不自怜。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
皇帝下令盐业专卖，严禁私营，他就写《山村五绝》：“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
朝廷颁布新法令考核官员，苏轼就写长诗《戏子由》讽刺：
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
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従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
眼前勃溪何足道，处置六凿须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齑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
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
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箠。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
居高忘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
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
以上这些诗文里，难道没有一丝抱怨和幸灾乐祸吗？含沙射影终究让人捕风捉影。从这点来看，苏轼一点都不冤枉，甚至是咎由自取。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是朝廷官员，难道不能表达自己的意愿吗？宋朝不是文人言论最自由的时代吗？
我来继续给朋友们分析。
苏轼画像
三、不能好好做事、认真说事，就容易被人生事。苏轼当时的官职左右不过是通判和知州。通判，是州府的长官，掌管粮运、家田、水利和诉讼等事项；知州，简单点说，就是皇帝派去监察通判工作的。
作为替朝廷管理一方人民百姓的基层干部，最重要的职责是什么？除了基础建设、给百姓做裁判外，就是稳定民心。至于改革的好坏，不是这两个职位的人该去评论的。你只须把人民百姓生活的现状如实反映给朝廷就好了。
讲事实，不要去妄说原因，更不能因事论人！
偏偏苏轼讲了事实以后，还要含沙射影把原因暗示一遍。
偏偏苏轼说的原因都是皇帝辛勤工作的结果。
偏偏苏轼刚好因诗文而名声大噪，作品传播面广而传播速度快。
……
这些，一来不是苏轼的职位该做的事情，二来给皇帝和朝廷的工作带来很大的影响，三来给社会带来怨气以及不稳定的可能。
作为民间的“意见领袖”，任何朝代都不会蹦容忍的。枪打出头鸟，说“怪话”的苏轼被抓，完全没有任何冤枉。
海南儋州东坡书院
四、用不正确的方法，有理也挨打。任何一个有志于报效国家的官员，关心国家大事责无旁贷。但必须有两个前提，才是真正的关心，否则就是事与愿违，违了初心。
第一个前提，是先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然后依据事实反映情况，前面已叙述。
第二个就是要用正确的方法。
我满来看看苏轼用的方法。
一开始，他正式上疏给皇帝，表达自己对变法的看法。这个方法是正确的。但皇帝没有给他任何反馈。这很容易理解：
有可能因为他的官职太小，皇帝根本就没有注意。就像当初沈括举报苏轼诋毁朝政皇帝也没有搭理他一样；有可能是苏轼上疏的额内容被皇帝认为论点不明确、论据不充分（这点我不敢肯定，因为没有研究过他的这份上疏），一次不予理睬；有可能是上疏的人太多了，皇帝忙于变法新政，压根就没有去看着些上疏。苏轼的上疏跟众人的一起被搁置了；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的朝政要职基本上都是改革派，苏轼的上疏可能被拦截了，没有送到皇帝手上。苏轼一看自己的上疏没有反应，心里就开始有怨气了。于是就把自己的这些怨气发泄到诗文里。这不但是非常不正确的方法，还是非常危险的方法。换句话说，这时的苏轼，是“因理撒泼”，将本来有理的事情搞得自己“无理”了。
苏东坡故事图画
五、领导正难过，你拿冷水泼，怎能不记你的过？1079年，是皇帝宋神宗很难过的一年。
三年前，也就是1076年，皇帝第二次把王安石罢相之后，再一次接过了宋王朝的改革大旗。然而，三年过去了，改革的结果并不如宋神宗之意。皇帝正为这个事情头疼，希望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帮助他把改革进行到底，以彰显自己的治国能力。
就这样一个特殊的改革关键时期，苏轼的牢骚无异于给皇帝再次泼上一瓢冷水，皇帝能不生气吗？总不能看你苏轼一副事不关己幸灾乐祸洋洋得意的样子在湖州舒舒服服的潇洒，而我作为皇帝还要在这里受你们的白眼。
这是“天时”不利，但苏轼没有足够的政治高度，直接撞到枪口去了。
那时把持朝廷的，依然是王安石的门生以及他提拔的新进之士，比如御史中丞李定、权监察御史里行舒亶、何正臣。这些人都是乘着改革之风飘上朝廷高位的，根底较浅、声望较低。他们最担心的就是司马光、苏轼这样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卷土重来，危及自身的利益。所以他们对于旧党人物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只要有适合的时机，便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打击。
而他们的工作是刚好就是负责监察朝廷官员（私底下专门整治反对派）。眼看能整治的都整过了，剩下的都是些小鱼小虾了，刚好苏轼这条官不大名声却挺大的大鱼自投罗网来了，他们能不喜出望外？
苏轼在反对变法的旧党人物中声望比较高。欧阳修去世后，苏轼逐渐成为文坛与学界的领袖人物。如果扳倒了苏轼，也就扳倒了拥护他的那些文人，扳倒了一大半反对派！而苏轼的声音比较高，是个大喇叭。把苏轼给扳倒了，等于就把这个喇叭给堵起来了。
苏轼没有看清他们的嘴脸，在“人和”上半点也吃不到好。
小人的阴谋刚好对上皇帝的胃口。口无遮掩的苏轼被办可以说是他运气不好，但最重要的是他给了小人机会。说他是冤枉的，真心说不过去。
御史台督察院
六、小结综上所述，我认为“乌台诗案”中，苏轼并没有被冤枉。
至少，御史中丞李定给出的“苏轼四大该杀之罪”，确实条条属实：
第一，苏轼三番五次诽谤朝廷，当今圣上皇恩浩荡，宽宏大量，不追究他的罪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没想到他依然怙恶不悛，其罪恶昭然天下，该杀！
第二，古人说，对于恶人，先行教导，如果不听从，然后可以诛杀之。陛下等待苏轼悔过自新已经很久了，可是他不仅不知悔改，反而变本加厉，面对朝廷、圣上，依然口出狂言，傲慢无礼，为中外人士所知，该杀！
第三，苏轼讥讽、诽谤、抨击圣上朝廷的诗文言论，虽然没有什么道理，却颇能蛊惑人心，混淆视听。为官之人，不遵循陛下的法令，内心冥顽不化，不服从皇帝的教化，按照先王的法令就该杀头！
第四，苏轼精通史传，应该懂得侍奉皇上要遵守君臣之礼，诽谤圣上就是死罪。但他却为了发泄自己内心的私愤，公然诋毁圣上的名誉。苏轼怨恨陛下不重用他，所以对陛下所施行的一切政策都彻底地诋毁，真可谓明知故犯，该杀！
在封建社会里，这四条大罪，苏轼如何能洗得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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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台诗案”是因为哪首诗引起的？答：“乌台诗案”是发生在宋神宗朝的一桩文字案。
这里解释一下，所谓“乌台”，就是御史台，盖因御史台官署内栽满了柏树，所以又称“柏台”。而柏树上常有乌鸦栖息筑巢，也称“乌台”。
“诗案”，就是与诗有关的案件。
案件的主角是大家都熟悉的大文豪苏东坡。
苏东坡才情盖世，为人很有性格，恃才傲物，嫉恶如仇，刚直不阿。
苏东坡自己形容自己，一旦遇上看不惯的事，就必须“如蝇在台，吐之乃已”。
偏偏，苏东坡又是一个“极不合时宜”的人——苏东坡生得体胖须长，尤其一个大肚子鼓如孕妇，他曾抚腹笑问小妾朝云：“猜猜这个大肚子里装的都是啥？”朝云讨好地说：“是一肚子锦绣文章。”苏东坡先是哈哈大笑，既而纠正说：“错，是一肚子不合时宜。”
宋神宗朝兴起了由王安石牵头的“新政改革”，改革派上台推行新政，苏东坡看不惯，处处冷嘲热讽；到了保守派上台恢复旧政，苏东坡也看不惯，同样热嘲冷讽。
一句话，苏东坡是个两头不讨好的人。
“乌台诗案”发生的时间是元丰二年（1079年），看名称就知是与诗有关。
但案发是从一份谢表开始的。
先交待一下背景：宋神宗在熙宁年间（1068 ～1077）重用王安石，大力实施变法。变法失利后，又在元丰年间（1078 ～1085）从事改制。
元丰二年（1079年），是从变法到改制的转折关头。
这年三月，苏东坡由徐州调任太湖滨的湖州。
官职调动，按照惯例，都得给皇帝上一份谢表，感谢龙恩浩荡。
苏东坡也例行公事，上一份《湖州谢上表》。
惯常做法，就是总结一下自己在原职上的工作，展望一下新职上的期望和计划，再加几句感激语，程序就算结束了。
但苏东坡是个牢骚包，对新政有一肚子牢骚，不吐不快，自己作死，神差鬼使地写了这么一句：“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
表面看，这一句也只是普通牢骚话，其大致意思是：皇上您也了解小臣我愚钝不适时务，难于和新提拔起来的年轻才俊共事；同时您也体察到小臣我年老疏懒，也只能在基层混日子了。
但是，事情并没那么简单。
苏东坡这句话里有几个词语，在当时是非常刺眼的。
其中，“生事”二字，是神宗朝的热门词语——炒热这个词的人，正是保守派和变法派的领袖司马光和王安石。司马光曾写过一封长信给王安石，信中以“生事”一词来训斥王安石，说王安石的变法是无事生事，是要扰乱天下的祸根。
这之后，“生事”就成了攻击变法的惯常用语。
另外，“新进”则是苏东坡对王安石引荐的新人的贬称。他曾在《上神宗皇帝》书里说王安石“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结果是“近来朴拙之人愈少，而巧进之士益多”。
这样的牢骚，这样刺眼的词语，让变法派人士极度不适。
试想想，苏东坡乃是文坛的领袖，他随便说一句什么话，都会对民众形成强大的引导力，而他总是在诗词文章中讥讽新政，无疑会对推行的新政建设造成强大阻碍。
变法派人士早牙根痒痒的，一直想弄苏东坡了。
这回，看到谢表上的刺眼语句，他们决定从这份谢表入手，把苏东坡整臭整倒，让他停止呼吸，彻底闭嘴。
监察御史里行何正臣率先摘引“新进”、“生事”等语上奏，说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暗讥朝政。
御史李定也指出苏轼四大可废之罪。
于是，苏东坡被拘押到御史台狱受审。
好巧不巧，苏东坡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正好新刊印发行，给御史台的新人提供了一个上佳收集材料的机会。
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摘抄了几首苏轼的诗，上奏弹劾苏东坡“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谩骂”。
老实说，舒亶也没冤枉苏东坡。
舒亶说苏东坡的《山村五绝》中“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讥讽新政中的青苗法；“岂是闻韶解忘味，尔来三月食无盐”是讥讽新政中的盐税法；《八月十五日看潮》中“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讥讽新政中的水利法；《戏子由》中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是讥讽新政里的课试郡吏措施，“其他触物即事，应口所言，无一不以讥谤为主。”
苏东坡一开始只承认，《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但迁延数日，也不得不承认，《八月十五日看潮》里“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两句的用意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再拖延了几日，又承认了《戏子由》诗违抗“朝廷新兴律”的主旨。
事实上，舒亶的道行还是浅了点。
经过御史台同仁群策群力，他们从苏东坡诗词搜罗出上百首是针砭新政的。
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苏东坡也统统作出了交待，承认自己就是看不惯新政。
其中有些诗，御史台的官员看不懂里面的真意，苏东坡主动指出来，给他们上课，详加解释，他们才醍醐灌顶，大长见识。
比如《和韵》诗中的“嘉谷”、“莨莠”等语，苏东坡说这是在讥今之小人轻君子，如莨莠之夺嘉谷，后面意言君子小人各自有时，如夏月蚊虻纵横，至秋自息。另外又取《诗经》中“忧心悄悄，愠于群小”，皆以讥讽当今进用之人为小人也。
……
因为这些诗，有三十九人受到牵连，其中官位较高的是司马光。
国子博士李宜之、御史中丞李定、宰相王珪等人喊打喊杀，必欲除苏东坡而后快。
苏东坡本人在狱中也作好了必死的打算。
但是，结果颇有些黑色幽默。
苏东坡平日和一些心目中的正直大臣诗文唱和，写“独鹤不须惊夜旦，群乌未可辨雌雄”“腐鼠何老吓，高鸿本自冥”等句自比独鹤、高鸿，把变法派比喻成乌鸦、老鼠。
这些“独鹤”、“高鸿没有一个肯出面替他求情，反而是那些被指称为“乌鸦”、“老鼠”的变法派大臣出力搭救。
其中，章惇为了搭救苏东坡，还和王珪撕破了脸面。
当然，最能决定苏东坡生死的，还是王安石劝宋神宗那一句“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
回头想想，早在熙宁七年，苏东坡还做了《王莽》、《董卓》两首诗来痛斥王安石。
最终，宋神宗下令对苏东坡从轻发落，贬谪为“检校尚书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乌台诗案”就此销结。
最后补一笔，苏东坡刚刚逃出生天，老毛病就犯了，信笔写下了“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东不斗少年鸡”的诗句。
真是江山易改，秉性难移。